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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人的经历极为平凡，一九七七年上小学，那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一年。一九八九年高中毕业，那时候天安门广场正在闹“反革命暴乱”。后回乡务农数年,期间目睹了社会繁荣表象下的腐败,人们在快节奏中的生活中充满压力、无法自拔。我心生困惑、迷茫，由此养成了读书与思考的习惯。 一九九六年至浙江温州打工。闲时爱逛书店，一次偶尔接触到了有关佛教的书籍，相见恨晚。那一年边打工边读书，年底回家，买了整整两箱书回家研读。通过读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与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所处的时代极为相似。这是一个物质文明的盛世，然而，人们的精神文化上的建设却不能跟这个发达的物质社会相匹配。于是，我萌生了出家专研佛学的念头。 一九九七年，二叔因故自杀。一九九九年，爷爷因病去世。睹此无常，心生警惕。 二〇〇一年至武汉打工，欲在宝通寺出家，遭客堂拒绝。偶遇一挂单僧为我剃发，后将我带至江苏扬州高旻寺挂单，彼自离去。二〇〇二年，至江西宝峰寺读佛学院，二〇〇四年毕业。随后于云居山真如寺受戒，受戒后住禅堂半年。 出家前学人就认识到，佛法可指导社会、净化人心，应为救世良药。但是，必须要有依法修行的清净僧团住世，才能发挥化世导俗、扭转世风的作用。出家之后，学人目睹僧团中种种不如法现象，甚为痛心！今日之佛教，有赖一部分高僧大德在弘扬正法、续佛慧命。而僧团，作为弘法的中间力量，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有的甚至被社会所讥嫌。推其根源，主要在于对戒律的不重视。 佛教流传了两千五百多年，重慧学的渐成学术化，修定的流于怪力神说。之所以走入这两个极端，全在于对戒律的忽视。所以，学人认为中国佛教看似兴盛实则衰落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对戒律的不重视。没有戒律，僧团便不能和合，对社会民众失去正确的引导力，有的甚至被世人所诟病。忽视戒律，使定慧二学皆走入偏差。难怪世尊在经中一再教诫我们：“以戒为师！”由此，学人来到平兴寺，希望能好好学习戒律，培养良好的僧格，更希望他日能为僧团的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！ (责任编辑：清凉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