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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弘化》专访:在平实中践行戒律

——界诠法师访谈录

本刊《弘化》记者您认为戒律对于中国佛教的意义在何处?现代社会弘扬戒律,需要注意那些问题?
界诠法师:我们研究戒律,也只能说对戒律有一些了解。在这么一个社会环境,真正行持也有一定的困难。譬如,戒律规定出家人不能拿钱,那你现在出门不拿钱则寸步难行,所以很困难。
         印度的寺院是居士帝王敕建的,现在中国寺院,都得僧人自己去做。我个人感觉,游人出入寺院是一个很大的破坏。寺院毕竟是修行的地方,要保持一定的清净,出家人要去读经、打坐、念佛。然而,游人熙熙攘攘一进来,就得应酬、接待,导致僧人去应对这些事。现在要以庙养庙,寺院不卖票,僧人怎么生存,不得不去做一些服务的事情。这样对寺院,就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使得出家人无法安心办道,也很少研究经典,这也对佛法传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
        以前那种禅堂的静修时代,现在慢慢地远去了;在念佛堂安心地念佛,这种道风也慢慢淡去了。福建几个大的丛林,过去的禅堂是非常有名的。可以说佛教从唐代以后,早期是译场的教育,后来是宗师的教育,在接下来就是禅堂的教育。禅堂教育延续的时间比较长,它是把僧人赶进禅堂。禅堂里不允许说活,只有班首讲话,维那带领大家坐香,那种教育很有效果。一天坐几支香都是统一的,打坐一起打坐,下坐一起下坐,时间排得紧凑,对修行很见成效。 现在禅堂坐香、共修比较少了,道风已经不行了。怎么去复兴?寺院恢复到传统样子已经不可能了,这是时代的问题。
        但现在居士学佛倒是挺多的,研究佛学的也挺多,只是从学术上、从文字上了解。真正实修上遇到问题了找谁?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没有专门的人才,过去有问题找开悟的禅师,他能解决问题。现在找不到,具体的实修问题解决不了,佛教发展就有一定的障碍,慢慢流行的就是“做佛教学问”。现代佛教需要实修的人才,这样的人才哪里找呢?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文革,这么长的时间里,佛教受到的伤害是很大的。
        我们常常怀念过去佛法兴盛的时代,如明代出现过四大高僧,民国时期的几位大德。比如,像印祖那样念佛实修,弘一大师专门研究戒律并以身作则。佛教发展需要人才,僧才很缺乏。现在社会上研究佛学的不少,我最近看有一部《佛教通史》(赖永海编),这些学者写的东西,研究还是有一定深度,反而出家人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少了,因为他们都去应付其他事情去了。从历史上看,古时国家要对出家人进行考核。五代曾经有一段时间,男众出家要背诵最少三百页以上的经文,女众要一百张以上。这样会杜绝一些问题。清末的旧社会,很多在家人都是没饭吃,混进佛门当和尚。现在不存在这些问题,到哪儿都有饭吃。
        目前,市场经济对寺院冲击也是很大。我常说,社会有钱了,对佛教硬件建设来说是好的,但对整体僧人修行是坏事。世俗人有钱,他求两种保险:一种是买社会人身保险、财产保险;另一种就是到寺院来求健康长寿的保险——到寺院来,只要给他念经就好,他认为那就是保险。这么一来,无形当中给非法的僧人带来一定的空间,有人要念经,只要人家乐意就行。国家对宗教是很宽松的,某种程度上使得僧团泛滥。真正人才出不来,蠢才一大堆,从而带来负面影响。
       我们在平兴寺只是尽一份自己的力量,安安静静带领大家一起学习、修行。在这里不应付任何经忏佛事,也不出去外面应酬,最多是信徒来做随堂普佛而已。我们每天都在上课、学习,也没有招生,也没有毕业。原则上是,来者不拒,去者不留。但来的人比较多了,没地方住,我们就会筛选一下。每年来平兴寺安居的不少,今年安居加常住有400多人,平时也有300多人常年在这里学习。冬天我们有共修,念佛、坐香,夏天则以学习为主。过去丛林也是“冬参夏学”这么一个做法。这儿想传戒,要向中国佛协统一申报。我们传戒完全是按戒律里要求去做。也有不少年轻人在这里出家,现在有二三十个预备出家的年轻人。
 
记者当年弘一大师要做南山律学院,现在平兴寺律学院已经做好了,请问一下,弘一大师的思想对你有什么影响?
法师:很惭愧,我们不能跟弘一大师相提并论,大师是何等身份的人!我们只是对戒律有一些好乐,尽份尽责地学一学。
        弘一大师无论是自己的行持还是著作,对律宗典籍的整理,都是十分了不起的。大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,自己的见解很少,他只是整理汇编一些材料,给大家带来学习的方便。他在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绘制了一个表格,这样就会很容易看懂,为学律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
        我早期亲近圆拙老法师,而圆老曾亲近过弘一大师。据圆老说,弘一大师给他们真正讲的不是太多,有些问题问他,他便解答,平时很少讲。他唯一讲过的是妙莲法师,住在泉州开元寺的。大师很器重他,给他讲过戒律。可是这位法师文革时还俗了,后来又出家,对弘扬戒律没起太大作用。
        我人生走到这里也没有计划,只是走到哪里算到哪里。我学戒也是偶然的,一个同学在广化寺学戒,也劝我来学,我说行,那就学吧。学了以后,很欢喜、很高兴,于是走到了今天。
我们就是凭着这么一颗心来做。后来有这么多人好乐来学习,我们寺院就这样的条件和环境,成就大家学习而已。我们要学到怎么样,也没有计划,我们只是要求大家尽力而为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
       戒律本来是个人行持的事情,本来是共学共修的,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少不了戒律。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是佛法的基础,无论你修什么,戒是基础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,学戒的人少了。道宣律师对戒律做了阐释,后来人就把他看成南山律宗祖师。所以,专门学习戒律的人才研究律宗,这是不应该的。此外,中国的一些宗派,如净土宗,连同律宗都不应该称为宗,念佛只是一个法门而已。真正称为“宗”的如华严宗、天台宗、禅宗,它们是有一定的特色和传承。再比如说唯识、中观,是基本教理,研究佛学的基本概念。修其他的法门必须要用性空的思想,知道唯识所现的道理才行,单独修中观、修唯识怎么修?修不了的。
 
记者弘一大师当年在世时持戒精严,人称“苦行僧”,你觉得这种行持还适应现在出家人吗?
法师:当然也适应。不过那种生活毕竟很寂寞,修行本身就很寂寞,然而研究戒律更寂寞。因为佛教现在这个样子,整个僧人对律学的认识是非常缺乏的。
       历史上因为禅宗的兴起,尤其是慧能大师讲的“心戒”——即心地法门,很受欢迎。中国人又喜欢简单,慧能大师说“不思善,不思恶”就是最好的戒,人们就认为不需要学习戒律了。
       按照弘一大师那样去做是很难,不是不适应的问题,而是本来适应却很少人能去做。比如,像印光大师那样“老实念佛”。很多人觉得念佛很简单,其老实念佛是件很难的事情。印光大师讲:“老实念佛,一句佛号念到底。”其实,一句佛号你念不下去,用功的人,一句佛号一直念,他就会念烦了。和吃饭一样,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,换换口味人们会觉得新鲜,天天一个样很难保持平常心。弘一大师戒律行持非常严谨,他不愿意与大众在一起,觉得不如法。他诵戒也没有与大众在一起,为了达到戒律的要求。他当时想办“律学院”,可是只有十几个人,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办成。
       我们现在也不是办律学院,很多人说,你现在办律学院呐。我说,办什么律学院?能来这儿学习,达到学戒的目的就可以,为什么要那个名呢?有那个招牌会带来很大的麻烦,我也不太喜欢那样。
 
记者圆拙老法师依止弘一大师,而您又曾亲近圆拙老法师,如今成就了平兴寺律宗道场,能否为我们介
绍一下您学律、弘律的历程?
法师:1980年我考上中国佛学院,读完以后又去广化寺,1991年再回到平兴寺。
        在中国佛学院,我们是文革以后恢复的第一届学生,我在北京住了五年。中国佛学院毕竟是个学院,我是一个出家人,要过出家人的生活。听说广化寺可以学戒,所以就去了那里。
        1985年,我去莆田广化寺亲近圆拙老法师。广化寺在全国比较特殊,赵朴老说是“样板丛林”。我在文革期间是中学生,没读多少书,也没认得几个字,读古文有一定的困难。后来圆老就教我们一些方法,一天读五页,反复地读,这样坚持学了两年。当时福建佛学院在广化寺,圆老让我来帮忙管理兼教学。在广化寺先后住了七年。我在广化寺学戒,《南山三大部》都没学完。当时有五个人在一起学戒,所谓“五比丘”。圆老想劝年轻人学戒,但大家都不学。学戒,一个是文字难学,守戒也比较困难;也没有这个气氛,慢慢地就没有人学了。
       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,我又回到太姥山平兴寺——我是1978年在这里出家的。文革后期,平兴寺这片地方还是个农场。文革开始时,县统战部把一些僧人集中在这儿办了一个农场,叫“佛教徒茶场”,种茶、种树、种药材。我返回的时候,只有三间屋子。当时出家人不是穿僧装,而是穿俗装,完全是从事生产劳动。我在这儿第一年还帮记工分,那时候也没信徒,没有任何供养,完全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。
       1992年前后,台湾有一个法师想在大陆办僧伽教育。找到我,我很不客气地回绝了,当时办僧教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,说得更难听一点是失败的。不过,现在还好一些。后来那个法师亲自过来找我,我说:“要不,谁愿意学就学,来山上不怕寂寞的,路也没那么好,都是泥巴路。”他说:“行啊,你就成就人家学习吧。”于是就开办了“普隐学堂”,学堂半天干活,半天学习。“普隐”的意思就是做个普通的僧人,把所有功德都隐藏起来,不要彰显。
       1994年,我不想办了,因为太辛苦,生活也很困难。一个月给僧众每人10块零花钱,就是10块钱有时也发不出来。粮食自己种,蔬菜也自己种,只需要买些配料而已,生活很简单。到了春天山上长了竹笋,就打竹笋,大家就吃这个东西,生活条件很艰苦。就在下半年,突然来了几个比丘要跟我学戒,我说:“还学戒?人家都不学了,你们还要来学戒?要学,你们自己学吧!”他们说没书,我就帮他们找了一些书。
       这一年,圆拙老法师、妙湛老法师请我去当福建佛协会长。实在无法推脱,没办法,我就去了。1998年,一届任满我就辞职了。到现在为止,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参加,我做不来,就静静地住在这里。
       1996和1997年,我们在福建传了两次戒,其中在广化寺做了一次规范传戒,一百零八天,我去讲了几堂课。于是戒期结束后,有二十几个人来平兴寺来学戒。慢慢地人多起来,学习就进入一个规范的状况。我带着他们学戒律,一学就是十多年。
       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么久了,随着国家的制度,弘法的一些法师们的态度,以及社会上人们信仰的程度,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佛教。早期佛法到魏晋南北朝时,就变成许多学派。到了隋唐,有了宗派的产生,这都是弘法人的思想使然。早期没有佛学院,最早是译经场的教育——就是翻译经典,印度来的一些大师和中国的一些大师,一边翻译经典,一边教育,慢慢形成一些格局,形成学派、宗派的产生。
       佛教在中国经历很多朝代,有时候朝廷一松一紧。南北朝佛教发展就有些泛滥,所以有两次灭佛,北周武帝、北魏太武帝。原因是很多国家人员,经济导向都去发展佛教,搞什么石窟,历史记载:一个小小的洛阳就有一千多座寺庙。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灭佛。
       唐代会昌法难,五代后周灭佛,常常变来变去,所以佛教地发展不得不适应中国人的一些性格,像禅宗兴起——中国人很喜欢简单,文字也好,经济也好,中国人又受老庄思想的影响,很多相关的意义能接受。宋朝以后,佛教慢慢就形成中国式格局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寺院,完全是一个中国体系,着装、丛林生活,与印度完全不一样,不得不适应中国本土。
       随着社会的变更、转型,佛教也面临新形势,未来怎么发展?我们教内人对这些事也很担忧。现在,教制上也不适应这个时代,僧人该怎么做?往哪里去?以前寺院有土地,可以耕种,可以租赁,有办法生存;现在没有土地,寺院慢慢变成搞旅游了。过去丛林在深山老林里面,出来一次进去一次都不容易;现在无论在哪个地方,公路都开到山门口,游人熙熙攘攘地进入寺院,对寺院结构有一定的破坏。
        平兴寺还好,杜绝旅游参观,我们在门口就有一个碑“寺院静修,谢绝入内”。寺院应该是保留清净的地方,信徒来我们接待,一般游人来我们不接待。所以这里相对封闭一点,有近400人在这里一起学习,最近在安居,我们时间安排得很紧。总体就这么一个情形。
 
记者在办学过程中,一定是挺难的,看您的博客里经常提到“管理寺院难,管理僧人难”,这个“难”字背
后有什么特殊的味道?
法师:你喝茶,什么味道只有自己知道。
        僧团的结构与学校、事业、企业单位性质不一样,僧人里面好管。我们这里三四百人,其实没什么事情。大家来自社会各个层面,从文盲一直到博士生都有,文化程度差距挺大,工、农、商都有来出家的;而且地区不同,家庭背景不同,信仰浅深不同,每个人的习气毛病也不一样,在一起生活很难,就有问题。比方说,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,一个习惯早睡,一个习惯晚睡,一个要安静地打坐,一个要出声诵经,这就出矛盾。社会上,一个家庭两三个人因为吃饭的事都会拉拔,一个要吃稀饭,一个要吃干饭,一个要吃面条,一个要吃饼……这么小的事都很难协调,我们三四百人住在一起,肯定会有问题的。怎么解决?只有牺牲个人,服从大众,才能和谐。
        这么多年轻人,如果不去管理,肯定会乱得一塌糊涂。虽然寺院基本上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,就这样也很难管。为什么?出家人,他天不怕、地不怕、死都不怕,父母不要了、家不要了,他怕什么?他无所谓的,死了也就一条命,大不了当和尚,所以就又很难管。
        过去有句话,“一钵千家饭,孤身万里游”,出家人很潇洒很自由的。他能适应你这里,与你有共识才会住下来。其实我们寺院还是比较好的,基本上没太大问题。合不来怎么办,调整房间就好了,闹意见之类的,其实都是小事情。修行上、见解上不一样,那才真难。至于怎么个难法,进入我们圈子才知道。
 
记者戒是维持佛教最根本的,您刚刚也讲到,中国环境与印度不一样,尤其是现在更不一样,那么您觉
得要维持哪些最根本的戒律呢?
法师:其实我前面就讲了,社会变成这样子,已经转型了。
        以前在深山老林里面生活很简单,只是白天出坡耕作,晚上回来坐香、睡觉,没其他事情,也没什么人干扰。现在已经变化太大了,说要持戒,一般人耐不住那种寂寞。
戒律很重要,佛教的庄严相是靠戒律来维持的。戒律不行,僧人庄严相没有了。庄严相没有了,社会就不会认可僧宝。出家人就应该持戒,否则人家就会批评,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,是对于出家人的基本要求。
        现在网络走进千家万户,不管你愿不愿意,它已经进入社会了,手机与电脑同步发展。出家人学戒、学教、修行,好久都没见效,可是一玩网络就见效,马上就着迷了。社会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,修行就变得更加困难。佛教根本的东西理论和实践,变得很衰落,尤其是实践十分匮乏。
        真正有修行有成就的人,感觉是不一样的,他身上有信仰的魅力。可是如今被网络影响的出家人跟世俗人一样,这样怎么可以?如果有了信仰,感觉就不一样,毕竟是个寺院是个修道场所,你感觉他有所成就、有号召力、有影响,这样才能推动佛教的发展。如果寺院与公司一样,方丈就是老板,当家就是经理,这就没意思了。
        要有戒律庄严,维持佛教形象,然后要有真正修行的人,其次再谈做学术的事情。现在做学术的人很多,写文章大家都会。
 
记者:当年弘一大师曾经撰写了《南山律在家备览》,是在家居士认识戒律、受持戒律的宝典。在当今时
代,社会环境变化巨大,对于居士来说,如何去受持戒律呢?
法师:居士一般受五戒,所谓“三皈五戒”。
        五戒虽然简单,其实它是根本。比丘戒很多,无非是从五戒开出来的——五戒是根本,其他戒是枝末,为了保护根本戒,所以才制订那么多。
        比丘戒首先是保护根本戒,其次是要避讥嫌。当时印度社会对出家人有根本要求,出家人必须要听闻佛法、修行,不能从事生产。到目前为止,在印度修行人乞讨仍旧是民族习惯,僧人乞讨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在中国,无论是从朝廷政府,还是老百姓,都觉得乞讨是很下贱的事。所以,因为各国习惯不一样,讥嫌的事情就产生了。
        居士五条戒,杀、盗、淫、妄是根本,叫性戒,酒戒是遮戒。居士随分能做到的,尽力而为。现在,居士很想受戒,社会生活中却不容易做到。如妄语戒,你做生意、卖水果,人家问你水果甜不甜,你不能说水果很酸,酸谁买呀?水果放了几天,你说是新鲜的,无形当中就有妄语。实际生活就是这样,你不打妄语,生意没法做,还活不活了。现在人消费心理也有问题,说便宜他不要,说贵了反而要。我有一个亲戚在做生意,他说十几块钱的沉香,你要卖三百块钱很快就卖完了,但是卖二十、三十块,却没人要。我说这不是坑人吗?他说,东西是你自己看的,本来就是这样。原则上,我们不要害人就最好,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在家居士吃素,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传统。所谓八关斋戒里面的“斋戒”是指过午不食。不杀生不吃肉是慈悲心的一种扩展,不愿去残害众生生命。偷盗、不与取,有主的东西不拿,不去侵犯人家的财产,它这里面很细的。
        所以,居士能把五戒做好,对社会、对家庭都是很大的增上,很大的帮助。真正学佛学得好的,给工作家庭能带来很多愉快欢乐。如果学成半吊子那就麻烦了,会带来很大的负担。本来学佛是轻松解脱的事情,内心的一种法喜。如果没学好就会觉得有负担,这个不能做,那个不能做。
        佛教本来是给我们解脱、清凉的,因为佛知道这样那样的行为会带来不好的结果,所以叫你不要去做,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,本来是这样。这么一想,我们伤害别人的生命,使别人不自由,将来也导致自己不自由。杀害动物、虐待动物,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好的。我们应该去保护它们,利益他人,这些本来就是很和谐的事情。能这么想,学佛就没负担了。
 
【注】本文来自弘化杂志。2012年6月22日,界诠法师接受弘化社参访时之开示录音,整理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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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清凉)